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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概相关论文范文字 篇一

《论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

摘要：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是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渊源，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思想先导；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和科学方法论在当代具有恒久价值。

关键词：毛泽东思想 地位 价值

中共党章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①在今天这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别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地位的确立，科学看待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当代价值，显得十分重要。

1 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早在1945年，中共七大就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十七大报告中被提出以后，虽然没有包括毛泽东思想，但是并不意味放弃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先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③同时“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④

2 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价值：思想渊源和思想先导

毛泽东思想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1）马克思主义观。毛泽东同志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同时，对于其中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观察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也应该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方向与保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根本世界观和科学方法论。

（2）国体、政体观和党建理论。毛泽东思想指出中国应该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同时，在中国特殊的国情和党情下，毛泽东思想从理论和实践上明确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么样建设党”这一根本性、历史的课题；他还特别强调在夺取全国革命胜利后要遵循“两个务必”的思想，这对于加强党的廉政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3）社会主义的矛盾理论。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进行自我完善和发展；同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社会矛盾理论是新时期改革与发展的思想根源与理论基础，也为今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科学方法。

（4）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章中，毛泽东同志强调中国的发展要从农业大国这个基本的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并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的总方针和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这为新时期中国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勾画了宏伟蓝图。

（5）文化观、科技观。毛泽东同志先后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理论以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发展文化的方针。毛泽东同志还发出“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并提出决定科技革命成败的关键是科技人才。这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文化事业和科技的发展与进步。

（6）调查研究的思想。毛泽东同志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并指出调查研究要有端正态度和科学方法。他的这种调查研究思想有利于正确地制定和贯彻落实相关的方针政策，能够密切联系群众，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明了基本方法，是必须要永远坚持的根本性工作方法。

（7）人民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思想。毛泽东同志提出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指挥枪”是建军的根本原则。同时，关于国防建设、发展现代化的国防技术等都为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防与军队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8）外交战略思想。毛泽东同志主张实行独立自主和平的外交政策并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与第三世界站在一起，支持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为正确认识当代国际社会的战略局势，制定正确的外交战略提供了指导原则。

3 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和科学方法论具有恒久价值

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和科学方法论具有超越时空限制和历史条件的长远意义与恒久价值，它成为了人们的一种潜在意识，是指导我们党行动的科学指南。

3.1 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价值

（1）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理论基石和灵魂支撑。正因为毛泽东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找到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邓小平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束缚，揭示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弘扬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同志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法宝，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拓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以主席为首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不动摇，提出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的总布局。

（2）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我们党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毛泽东同志“把群众路线提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做出理论概括，或者说，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化为领导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创举”。⑤江泽民同志也指出，我们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就是把群众路线坚持好、发扬好。党的报告也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⑥“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⑦如今群众路线已经成为党领导下各条战线和各项工作的根本方法。

（3）独立自主。独立自主主要是指立足于本国，走自己的路，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革命和建设事业。它践行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基本方针。在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原则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奋斗，努力进取，取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党的报告也明确指出：“九十多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⑧

3.2 毛泽东思想的方法论价值

在毛泽东思想中有许多科学的方法论值得我们学习并运用在各项工作实践中。例如，矛盾分析方法。毛泽东同志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用中国自己的话语进行解释和应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大众化。同时，毛泽东同志还重点阐释了关于矛盾的基本原理，指出了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以及两点论和重点论的关系等，这些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新时期，党的“两手抓”、“三位一体”、“四位一体”、“五位一体”等的治国方略的实施，都是对矛盾分析方法和对立统一规律的具体运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过实践我们可以发现，毛泽东思想的价值是开创性、奠基性与导向性的。新时期，我们要立足于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以新的视野，进一步认识和挖掘毛泽东思想宝库中具有当代价值的理论观点与智慧闪光，并使之成为我们行动的科学指南。

注释

①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数据中心：党章[eb/ol]。

②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数据中心：党章[eb/ol]。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⑤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⑥⑦⑧人民网。报告全文。[eb/ol]。

大学生毛概论文 篇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源流》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三大理论成果，而且形成和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其理论源流和思想脉络，各有重点和逐步深入地解答了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如何巩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问题；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接续形成和共同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新世纪新阶段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同时赋予马克思主义以特色鲜明的当代中国内容。认真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确把握其形成和发展的源流、脉络，有助于我们坚定思想信仰和提高行动自觉。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

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社会进步问题，先后完成了两次成功结合，实现了两个历史性飞跃，解决了两大历史性任务。第一次飞跃，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从理论上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从实践上指导中华民族获得独立和中国人民求得解放：第二次飞跃，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从理论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实践上引领社会主义中国走向富强和中国人民达到小康。中国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内忧外患和半个多世纪的自立崛起，所完成的社会变革和历史转折，蕴涵着极为深刻的真理。归结到一点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社会实际和人民实践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生成的历史链条和逻辑演绎，说明两次飞跃是一个分阶段的完整过程。两次飞跃各自经历深刻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过程，不仅决定了本身的成就，也为下次飞跃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而第一次飞跃能否真正实现向第二次飞跃的过渡，同样取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深度和广度，取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适时国情的正确结合。

第一次飞跃始自上个世纪20年代之前。当时，马克思主义已经传人中国，中国无产阶级作为新兴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随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并且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于是，中国现代社会的历史性变革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具备了科学的思想前提、坚强的领导力量、雄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单靠背诵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照搬苏俄成功的革命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现实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制定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一整套崭新的革命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他们运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的工人阶级同与其有天然联系的、又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阶级结成最广大的革命同盟军，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最终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起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造了中国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条件。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展经济恢复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并举的方针，逐步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至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被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证明是成功的。同时，它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准备了思想条件和提供了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开始思考怎样巩固、建设和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尽管毛泽东没有直接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命题，但是。他已经明确地提出要“以苏为鉴”、不能走苏联走过的弯路，要通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摆脱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找到真正符合中国国情的、能够成功地开展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

根据这样的思路，毛泽东领导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长期艰苦的探索：创建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根本政治制度，为后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奠定坚实的制度文明基础；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后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奠定重要的物质文明基础；总结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系列科学的治国理政思想――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巩固民族团结，实现国家统一；不要迷信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好；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各种矛盾，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按照“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的方针，巩固和发展多党合作；统筹兼顾，处理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关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继承祖国优秀文化遗产，吸收世界先进文化成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独立自主，团结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共同反对霸权主义等，为后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奠定有力的精神文明基础。这些思想理论成果，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来源。

然而，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导致毛泽东的探索没有成功。有两个主要问题局限和困扰着他的探索最终走上歧途：一是始终没有明确中国当前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二是始终沿用革命思维和斗争方式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问题。结果产生社会问题政治化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偏差。而革命思维、斗争方式与过渡时期思想的融合，便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这样的理论和路线，使毛泽东的探索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渐行渐远，直至伤及和危害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应该说，毛泽东的探索，初衷是正确的，方向是明确的，开端是良好的。即使他的失误，也为后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向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积累了重要经验，留下了深刻启示。邓小平说过，在许多方面，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已经提出、但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开创和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深化，就是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继承和发展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老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开创的伟业。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第二次飞跃始自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当时，国际局势和国内形势出现新的深刻变化。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和平，成为时代主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中国发展主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

因应时代变迁和人民诉求，毛泽东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由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继往开来、锐意创新，经过30年的伟大实践，逐渐显现出存在价值和发展优势，形成鲜明的中国特色。相应地，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走向成熟和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相继完成了三个阶段的大发展，取得了相互联系、步步深入的三大成果。在此基础上，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相继组成和共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在实现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有整体性，又有发展的阶段性。

邓小平理论是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成果。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最初走向系统化的重要标志，具有划时代意义。它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坚持马克思主义根本观点，从生产力角度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和发展程度，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主要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的矛盾。它用改革思维取代革命思维，用发展方式取代斗争方式。如果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中国现时的社会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立足点，那么，改革和发展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要求。在此基础上，邓小平理论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命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最基本观点与最核心内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大学生毛概论文 篇三

《试论科学发展观》

摘要：科学发展观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基本思维观念。人的理性思维并非一次完成的，往往要经过一个从必然到自由的过程。只有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并在实践中认识升华，才能到达光辉的顶点。探讨人与自然、市场经济、和谐社会、农民问题和政治改革五个方面的问题，有助于加深对科学发展观的内含和外延的理解。

关键词：人与自然；市场经济；和谐社会

树立科学发展观是一个总的题目，其内含和外延至少应包括五个方面：

一、科学地认识人与自然

人既属于大自然的一部分，又独立于自然界，由此就有一个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威廉・配第说过一句名言：“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里所说的土地，应该理解为广泛意义上的自然界。

自然界对人类并不吝啬，广施普渡给我们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可是，人类如果失去了科学发展观，就会变成贪婪的掠夺式摄取。无限度的开荒造田，煤矿的野蛮开采，森林的乱砍滥伐、废气、污水的随意排放，野生动物的灭绝性捕猎，已经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灾难。每一次资源掠夺，自然界都残酷地报复了我们。恩格斯曾指出：“到目前为止存在过的一切生产方式。都只在于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然后又感到吃惊的是：为达到上述结果而采取的行动所产生的比较远的影响，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在大多情况下甚至是完全相反”。可惜，我们常常忘记了他的忠告。姜戎先生曾作为北京知青，自愿到内蒙古边境的额仑草原插队，长达11年，最后奉献给读者一本《狼图腾》，道出了惊人之笔。至于我们到底是龙的传人。还是狼的传人，这个问题暂可存而不论。但作品告诫我们：大规模的打狼运动和毁除草原造田，必然带来严重后果。狼虽然吃羊，但也捕杀旱獭、野兔和田鼠，而这些生物都破坏草场。这是一个生物链。如果不讲科学一味蛮干，就会造成植被破坏，出现大量流沙。姜戎写的虽然是一部文学作品，但却说出了深刻道理。不幸的是他人微言轻，并未引起重视，结果使愈演愈烈的沙尘暴直逼京津、辽沈、河北、山东等地。北京居民一觉醒来看到京都的景象，感叹地称谓：“满地尽是黄金甲”。遗憾的是老天赐给我们的不是黄金，而是黄土。

早在20世纪60年代，发达国家已经饱受环境污染的苦痛。西方学者把这种现象叫做“环境危机”，提出了“经济增长的代价”的概念。我们对这个问题也许初有认识，但远没有达到高度重视。经济增长如果没有科学观念，就会后患无穷。

二、科学地完善市场经济

实现市场经济是我们时代的伟大主题。现在仔细观察透视，我们的市场经济的实现还有诸多的障碍性因素。我们虽已加入wto，但在很多方面还未和国际接轨，计划经济的观念依然顽固。市场经济不是不要计划，但既然是市场经济，计划就必须适度，更确切地说，不应占主导地位。计划要站在高处，更广阔的空间应该留给市场。计划总是出自政府的计划，所以，计划还有一个别名，称作政府调节。不言而喻，计划一定是政府的权力和行为。

如果说私有制实现的市场经济：是一个自然史的过程，那么。公有制实现的市场经济，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就是一个社会史的过程，也可以说是改革和开放的过程。

按说，经过理性思维实现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应该更迅速有效，实际上并不那么简单。改革的实践证明，计划经济的传统和偏见，往往比中国古老的社会传统更为顽固。仔细观察，我国目前市场经济在很多领域仍处在计划经济观念的统治之下。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我国多年来盛行的审批制度，或简称审批经济。审批来自权力，所以，审批经济也就是权力经济。

国家计委虽然几经易名，现在称作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但这并非问题的本质。计划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问题在于计划度有多大，范围有多广。一般说来，国家计划只能顾及大的方面，是宏观调控的一种手段。诸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公共目标，国家重大项目。可是，我们目前的情况并非如此，比如项目的审批，可行性研究的下达，企业的破产、转让和上市，都要经过审批。政府行为似乎超出了应管的界限。地方建设的项目，除涉及到自然资源垄断和国防工程之外，原则上应由地方自定。诸如市政建设、公共交通，用不着都到国家去排队审批。须知，审批越少，越能促进市场深化。审批经济还有一个上行下效的效应，也可以说是模仿效应。国家既然要审批，地方政府当然也要审批，结果是层层审批。一项工程要盖30多个图章的事情并非偶然现象，而是掣肘可见。审批是权力的产物，审批遇到障碍往往就要用钱铺垫，产生权钱交易，打通关节，疏通关系，这自然就构成腐败的一个根源。

我们经常说在市场经济中要简化政府行为，要从指挥转向服务，要从主角变成配角，可实际上并非如此，在很多地方，政府行为还在强化。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我们还没有走出权力经济的桎梏，权力转移的主要问题来自政府不愿意放弃本来不应属于政府的权力。我国实行市场经济到如今，在民营经济和企业改造方面已显见成效，但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审批经济，至今并无实质性转变。这是市场深化的最大阻力。

三、科学地实现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与此同时，我们提出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要素分配论”，并提倡“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经过若干年的实践，在个人收入分配领域发生了深刻变化。多年的大锅饭体制的束缚，平均主义的压抑一经释放，就变成了一股改变分配格局的巨大物质力量，收入差别开始形成。收入差距拉开之后，最令人瞩目和令人担忧的是出现了贫富悬殊的两个群体。

1　暴富群体

所谓暴富群体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经过资本投入或引进外资通过合法渠道和苦心经营，抓住改革开放大好时机而致富的人；一种是通过权钱交易，“炒批文”、“炒贷款”、“炒产权”、“炒地号”，获取巨额财富，利用体制漏洞贪污受贿、走私贩私、侵害公产、买官卖官。前一种情况，原则上属于政策允许的要素分配之列，只能通过经济杠杆和政府宏观调控的办法去解决。至于后一种情况，则属反腐败的范围，只能靠行政和法律手段去治理和惩治。

2　贫困阶层

与暴富群体相对应，出现了一个贫困阶层。这个阶层主要指企业改革中的冗员、隐性失业人员、下岗职工、退休人员、部分吃财政饭的工薪族，以及在城镇中流动的非城镇人口、无业游民，社会应管一时尚无人管的盲目流动人口。据初步统计，1994年全国城镇已有2000万人生活困难。城乡总和约有近9000万居民处于待救济的贫困状态。截止目前，大约有1.2亿，约占全国人口的10%。

邓小平曾经指出：“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

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让一部分先富起来，并不是让一部分富裕让另一部分永远贫困，而是通过先富的人拉动经济增长，积累国民财富，使全社会富裕，增加贫困阶层的收入，在收入差别相对存在的情况下，防止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这就是邓小平所倡导的――以“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市场经济的自发行为，一定会产生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这是从封建社会末期就已经呈现出的规律性现象。市场经济虽然伟大但并非万能，调节贫富差距，实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必然要依赖政府调控。林毅夫教授曾经提出：“中国的贫富差距不是因为富者太富，而是因为穷者太穷”。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确立一个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线。最低生活保障线在国外称为“贫困钱”，意指居民收入达到这种贫困程度，社会有义务为其基本生活提供社会援助。生活保障线如何定位，现在尚无统一说法。定得太低，不利于社会安定，定得太高，又不切实际。从理论上说，应定在最低工资标准和基本生活保障费用之间。在现有物价水平和实际消费水平的情况下，应定在每月300～400元之间为宜。

四、科学地面对农民问题

早在1927年3月，毛泽东同志就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过中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说，农民问题还是中国的严重问题。

从国民产值的比重上说，我们已不再是一个农业国，但就人口和就业结构上说，我们依然是一个农业国。中国的人口现在大约有13亿，农民就占有9～10亿，占总人口的70%以上。在发达国家农业人口只占不足10%。由于农村人口甚多，中国农户平均占有耕地只有0.42公顷，美国为195.2公顷，西欧为18～65公顷，日本为1.4公顷，韩国为1.2公顷。这里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中国和发达国家差距依然很大，是不发达的发展；第二，农民、农业、农村的发展和富裕程度，和城市尚有很大差距，依然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瓶颈。

中国要实现小康社会，其基本标志是人均收入为800～1000美元。这个目标可以说在城市早就实现了。现在重要的问题是农村，如果占70%以上的农民收入上不去，这个目标就难以实现。

据调查，1995年的计算结果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530元，共有6500万人处于这条线之下。到1997年底，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为5000万人。这部分人尚不能解决或不能稳定地解决温饱问题。农村的低收入标准，是一个以农业劳动力为参照系的概念，标准高于贫困线。1995年，农业劳动力人均收入约为3100元，有的学者认为1240元为低收入线，并据此估计大约有1亿农村劳动者，处在这个标准之下。目前的情况也许有所改变，但基本仍在低收入陷阱中徘徊。

“一五”、“二五”时期，我们曾响亮地提出过农业机械化的口号，改革开放年代，我们又把“农业现代化”列为四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之后又相继提出“科技兴农”、“绿色农业”的目标，可惜，至今收效甚微。农业机械化最成功的例证应属我们曾经兴办的一批国营农场，崔嵬主演的《老兵新传》至今还留在历史的记忆中，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国营农场固然有经营体制的问题，但大农业集约化管理的含义并没有什么错误。伴随着国营农场的解体和联产承包：大农业的问题也随之消失，这是农业经营体制转换中不应该出现的副产品。包产到户、联产承包每户平均只占0.42公顷的土地，在江南只有0.2公顷，拖拉机一开就到了地头，这如何实现农业集约化，如何实现机械化，从而又如何实现现代化？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

改革开放之后，城市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个“温州模式”，乡镇企业发展曾经出现了一个“苏南模式”，但对农村经济发展来说，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以“包产到户”为特征的“安徽模式”。可以肯定地说，这些创造性思维在中国向市场过渡的过程中都立下了汗马功劳，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但是，我们必须学会辩证思维，任何一个好的模式都不可能一劳永逸。“温州模式”确实使温州发迹了，但现在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只好到各地去买企业。“苏南模式”使乡镇富了一阵，但如果总是停留在几口大锅、几把铁锹的水平上，又何以谋求更高的目标？“安徽模式”曾经敲响了中国农村改革的晨钟，但现在安徽仍属不发达地区，依然很穷。包产到户、联产承包充其量只是一种过渡形式，如何适时改变，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任务。

农业经营模式究竟路在何方？这是一个必须认真回答的问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必须走大农业的道路，只有大农业，才能实现集约化、机械化、现代化。小农经济，只能造就小农意识。只有大农业，才能造就现代观念，才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五、科学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我国的体制改革，是从经济领域率先发起的，经济决定政治，按照自然和逻辑的推进，必然引伸出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只有配套，才能产生奇效。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生前曾告诫我们：“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的改革一直走的是一条单行道，政治体制改革至今未能走向前台。从历史发展的线索上看，政治改革是由经济改革引发出来的，完全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属于政治学的范畴，但从和经济体制改革相关的意义上说，则属于经济学的范畴。这里从后一种意义上研究政治改革。与政治相关的经济体制，目前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　审批经济

审批来自权力。所以，审批经济也就是权力经济。审批既然表现为权力，在遇到障碍时往往就要用钱铺垫，产生权钱交易，打通关节，疏通关系，这自然就构成腐败的一个根源。反腐败不能只是打击腐败分子，更重要的是杜绝腐败的根源，既治标又治本。批地号、批指标、批项目，完全可以通过竞标会和采购中心去解决，这既有公平，又有效率。须知，审批越少。越能促进市场深化。废止审批经济的最大障碍来自政府不愿意放弃本来不应属于政府的权力，权力转移又有赖于政治体制改革。

2　命令经济

命令经济是格留达在《比较经济制度》一书中提出的概念。后来又被艾登堡在《经济体制》一书中做了发挥。指令经济的突出表现是下达经济指标。在计划经济年代这种经济指标带有强制性，“爱你没商量”，无论是城市企业，还是农村农户都必须按指标完成任务。现在我们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但计划观念依然顽固。即使是指导性计划，对于那些政府任命的董事长、总经理，依然是一种强约束。指令经济的另一表现是政府立项。政府立项不是完全不要，但只能是那些政府投资的项目。现在的问题在于政府立项就象冬天刮的西北风一样，到处都是。甚至民营企业、股份制企业都要排队等待立项批复。现在这种立项制度已经造成了引资障碍，外资机构也学会了看政府批复。市场经济的规则应是企业自行立项，专家审定，这会减少很多麻烦。

3　独占经济

独占就是垄断，但垄断还是不完全意义上的独占，因为它还可以有一二个竞争者，独占则是彻底的独家经营。

在计划经济年代，很多领域都表现为国家垄断。在经济转型时期，伴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情况有所改变。但仔细考察，我国经济目前还存在着大量的国家垄断。这些领域包括：邮电通讯；金融体系；新闻出版；事业单位。

严格的经济分析表明，国家垄断即使赚钱用之于民，仍会降低社会经济效益。“因这将政府企业以低效率赚的钱用之于民，还不如取消垄断，发挥竞争使百姓得到好处来得大”。美国航空提供了明显的例证：原来由国家独占的航空，二战以后出现了“人民快运航空公司”，改变了服务方式，降低了服务费用，票价几乎降低了一半，满座率大大上升，结果使国有航空公司也不得不改变运营方式。我国也有类似情况，电讯业就因多了一家“联通”，服务面貌就已大大改观。日本的国铁民营化改造，也为世人提供了一个成功的例证。市场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政府行为的转变，政府要放弃那些本来不属于自己的权力，则要求政治体制的配套改革。政治改革来得越迅捷、越有效，社会也就越发展、越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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